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税根：
行政体制改革关键在政府转型升级
浙江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税根表示，行政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政府的转型升级。胡税根指出，目前，我国政府的公共生产力水平还是偏低的。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经济要转型升级，产业要转型升级，其实政府也需要转型升级，通过提高公共生产力，推动经济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向服务转型
政府要把伸长的手缩回来
公报中提到“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胡税根认为，现阶段存在的最大弊病就是政府的手太长，没有厘清市场与政府各自发挥作用的边界。
首先是政府对市场仍然有过多干预，设置了过多的行政壁垒。比如在能源、基础设施、金融等关键领域的准入门槛还是偏高，民资很难进入。“促进民间投资新36条”说了几年了，但其实并没有很好落实。
其次，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当市场遇到问题，政府更多地是用行政手段、财政手段来解决问题，胡税根认为应强调尽可能用经济手段来调节。“典型的问题就是对房价的调控，采用了像限购令、国十条等等调控措施，但从目前看来效果并不理想。”他说。
第三，就是对国有企业还有太多保护，对民企来说竞争环境不够公平公正。“举个例子，我们国家的银行存贷款利率差达到了3%左右，很多国家通过市场化调节这个数字仅为1%。”胡税根说，这样一来，实际上是剥夺了储户的利益，也加重了企业和社会的负担。
“所以，在新一轮的改革中，政府要把伸太长的手缩回来，进一步简政放权，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胡税根表示，政府需要给投资者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除了清理审批事项，还要降低行业的准入门槛，并通过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规范审批收费等工作，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激发社会的创业热情，增强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各种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简政放权
行政审批改革是突破口
政府转型离不开简政放权，行政审批改革是突破口。
胡税根表示，有了行政许可，就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行政许可越多，权力寻租的空间就越大，也便有了腐败。通过减少审批事项，不仅减少了对经济的干预，还把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
胡税根说，“虽然从表面上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只是减少在经济领域的干预，但其实它是以一种制度重构的方式，在制约政府的权力、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建立公信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正向推动作用。”
“不过，政府在提高时效、降低收费的同时要警惕一点，所有这些改革必须合法合规，不能越过市场和法制的边界。”胡税根建议，中央或者地方能够在新一轮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建立三张清单——权力清单、职能清单、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哪些是必要的审批条件，哪些是前置条件，都统一规范地列出来，不要像过去那样因为一些潜藏的利益问题把流程和环节遮着掩着。
如何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胡税根以信访为例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为什么老百姓喜欢走信访途径解决问题，有时候还要越级上访，因为他们觉得领导的批示比法律判决还管用，级别越高的领导越管用。”胡税根认为，这是典型的人治，今后应该建立起一套公正的制度，通过制度来约束个人、社会组织和政府的行为，就像公报中提到的“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院长黄祖辉：
如何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
让农民的土地权益得到实现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
黄祖辉说，对于农民来说，所谓的财产权利就包含农民对土地资源的处置。目前，农村的土地制度是家庭承包责任制，也就是把土地承包给农户，把使用权和所有权相分离，在一定时期它的确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升了农民的积极性。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大规模的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这个时候怎么处理农民承包的土地，就成了一个问题。
“现在采用的办法是土地流转，但是这种流转存在着产权不很明确或不很充分的情况，因为它流转的仅仅是使用权，承包权依旧留在承包农户手上。” 黄祖辉说，很显然，仅有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交易是不够的，必须将承包权和使用权再分离，并且在确权基础上，建立起能够既满足土地使用权，又满足土地承包权的转让或交易市场。
简单来说，也就是，目前，农民对自己手上的土地只有使用权和承包权，却没有财产权。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如果有农户想进城做市民了，想连承包权也放弃，那怎么办呢？如何放弃？放弃之后能得到什么？目前，没有这方面的政策依据。
“土地、农房、宅基地这些本身就是农民手上的资源和财产，只是在现行体制下，无法得到实现。”黄祖辉说，我们经常说农民比较贫困，其实农民手上是有大量资源的，土地是一个重要方面，土地制度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让农民的土地权益得到进一步的实现，也只有这样，才谈得上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
怎样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让农民自由处置手中的资源
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方面，报告提及的另外一点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目前来看，农村的大量要素、资源，还完全没做到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它存在诸多的限制。”黄祖辉解释，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方面，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国有土地可以到市场交易，农村集体土地则不可以，集体土地只能先低价卖给政府，成为国有土地，然后政府再拿到市场上高价卖出。这就很不公平，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农村许多的征地、拆迁等矛盾大多都是由此引起的。
另外就是农村的宅基地以及农房制度。根据现有的规定，农户对自己的宅基地是没有处置权的，宅基地上的农房也不能抵押贷款，不能买卖。这也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城市居民可以处置自己的房产，为什么农民花钱建造却不可以成为可以交易的财产？
黄祖辉曾经做过调研，许多外来务工者在城市买不起房子，往往在出租房居住，条件很差，如同贫民窟，可是，这些外来人口在自己的老家农村都有房子，不少还很宽敞漂亮。这就导致了很不协调的景象，一方面，进城农民负担不起城市的高房价，住在城市的贫民窟里，另一方面，他在农村的房子又大量闲置没人住。这些要素无法进入市场自由流动，充分竞争，造成的结果就是他们虽然进了城，但却缺乏进城的资本。
黄祖辉举例说，省内很多地方在这方面都有探索，比如温州就出台了农村产权交易的管理办法，但这种交易市场的竞争很不充分，在交易类型、交易范围以及用途等方面有限制，比如，农房买卖只允许在同一县域内，比如购买的人必须是农村户口等，一条条限制下来，这种交易本身已经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不可能真正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
黄祖辉说，公报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以及“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令人期盼。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郁建兴：
怎么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农民工在城市享受同等福利
“城镇化并不是一个抽象命题，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就业、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及公共服务等等都附着在户籍上，面向具有特定户籍的人提供，从而形成了社会福利及公共服务等的城乡二元结构。”郁建兴认为，只有更好地促进迁徙自由和劳动力流动，才能为城镇化奠定良好基础。
多年来，我省多地出现企业招工难的“用工荒”现象，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农民工在城市里面临的教育、医疗等困难日益突出，身份区别使其对打工城市的归属感和融入感较弱，加之农民工来源地的经济水平有所发展，大量农民工纷纷返乡就业。郁建兴说，城乡二元的藩篱被破除，农民工可以在打工城市享受与城市户口居民同等的基本社会福利待遇，这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我省的用工问题。
其次，国民待遇趋于平等之后，将会使城乡福利及公共服务的鸿沟逐渐弥合，城乡收入的差距在此基础上逐步缩小，从而有利于提高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水平，刺激农村的消费需求扩大和市场的发展，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在黄祖辉看来，无论是赋予农民财产权，还是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都要解决土地权属问题，要进一步明确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也就是要进一步确权和赋权，赋予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在此基础上，建立土地相关权益的流转或交易市场。
当然土地制度改革也不是一件单一的事情，它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这个时候相应的政府和政治体制改革就要跟上。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
财税改革方向已定，利好浙江发展
关于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这次全会公报的提法很明确，关于改革的路径也很明晰。
第一个方向，税收和预算立法。目前有些政府在征税和税收开支上有些不透明，不恰当地干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通过此项改革，政府必须依法收税、透明开支，这在一定程度也清楚界定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第二个方向，关于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匹配。目前的税收体制一直沿袭20年前的分税制，这种体制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但现在弊端已经渐渐暴露出来——分税制下，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不太统一。目前中央财权太多，导致地方政府财力相对不足。除了经济建设外，各地社会发展的任务越来越重，医疗、养老、社保等基本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这种形势下，既要保持中央有一定财力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又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在税收制度上进一步完善。
第三个方向，关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三中全会前已经出台很多政策措施，比如营改增、结构性减税，政府和企业在收入、资源配置方面已经做些调整。接下来希望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税收杠杆调节政府和企业两者的关系。
改革方向已定。对于浙江来说，有相当的利好。浙江经济发展走在前列，社保体系等民生领域建设也比较好，但近十年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净流入，社会发展面临很大压力。因此，浙江迫切需要通过财税体制的改革调整，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另外浙江民营企业众多，通过改革进一步优化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企业的经营环境也会更加好转。
（2013-11-13）